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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美濃』鐘理和 先生  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 先生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生於屏東郡高樹庄的新大路關( 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 ),卒於一九六0年,得年四十六歲。

        父親鍾蕃薯名聞六堆客家地區,是地主也是農村企業家,在日據時期叱吒風雲,亦農亦商,在鹽埔有火礱(碾米廠),在屏東經營過杉木行製材所、磚瓦窯、車行、布莊,農場種植鳳梨、香蕉,並做外銷生意,與人合資在日本、中國大陸等地設有五處商行。晚年在美濃購買笠山農場,準備退休養老,將事業交給長子里虎後舉家遷到美濃,時鍾理和十八歲。他的母親劉水妹是偏房,劉水妹育有三子一女,鍾理和排行第二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八歲入鹽埔公學校,與異母弟鍾和鳴(浩東)、堂兄鍾九河、姑表兄邱連球同學,暑期與和鳴同在高樹修習私塾漢文,畢業後其他三人順利升學,鍾理和則落榜,於是繼續到長治公學校上高等科,其後再受漢文教育兩年,受老師光達興秀才的古文學影響甚深,曾撰寫〈台灣歷史故事〉〈考證鴨母王朱一貴事蹟〉等,並開始閱讀中國古體及新體小說,當時曾寫短文〈由一個叫化子得到的啟示〉,還有章回體的長篇通俗白話小說〈雨夜花〉,完成的原稿據說有枕頭厚。隱隱中已有從事文學創作,當一個作家的憧憬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幼年時家境良好,父親是成功的企業家。童年白胖清秀,甚得父親疼愛,因為性格木訥老實,被家人稱做「阿誠」,意謂憨直忠厚。直到去世,附近熟人還是稱呼他阿誠哥或阿誠伯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成年後人才出眾,容貌英俊氣質幽雅,又是大家子,在私塾讀書,一副文學青年模樣極受注目。據長輩傳述,當時他同年的伙伴相親時,往往不讓他同行,因為他會吸引女方注意。與小說《笠山農場》中主角受女性喜愛的情形一樣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十八歲時,結束私塾漢文課業。當時父親與友人合資買下美濃尖山一帶山林,號稱三公司,並開始開拓經營,後來海外商行失敗,乾脆將屏東的事業交由長子,自己帶家人由大路關遷入美濃尖山,興建住宅,造林種樹,種植梧桐等高級樹材,較平坦的斜坡及河谷平台則種植咖啡、荔枝、香蕉等高經濟果樹。鍾理和往來故居大路關、屏東商行和美濃之間,一方面協助父兄的事業,一方面讀寫、繪畫,想在藝文活動中尋找出路,解除心靈上的空虛。曾經要求到日本學繪畫,遭到具客家務實性格的父兄否決,不成。不甘困守家園,經常出外遊覽觀察,尋找機會。參與屏東郡教育課的登山隊,即在此時,後來寫成〈登大武山記〉。

        尖山是鍾蕃薯美濃林場的起點,形狀像學校敲的鐘,也像農人戴的竹笠,鍾理和小說則改稱「笠山」。早年未開發時期,層巒疊嶂和一望無際的莽莽蒼蒼的大芒林,荒涼、深邃,起初曾經讓鍾理和氣餒,畏懼和排拒,有些不願意隨父親到農場。幸好美濃那依山傍水國畫般的田園風光,客家生活的純樸寧靜讓他喜愛。他在農場的職務很雜,什麼都管,但什麼都不專,買辦、巡山、帶工、加上晚間整理文牘和帳冊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學業上的失敗給他很大的打擊,特別是鍾和鳴中學畢業後到日本明治大學深造,寒暑假時返回笠山,兄弟之間雖然親密,但相形之下,自己離開少年時的抱負已經越來越遠,不免沮喪。處理農場雜務必須用現代企業精神,不過,面對父親傳統觀念和作法又無能改變,只有閱讀可以讓他沈浸在文學的遼闊天地中。天生的浪漫氣質和對文藝的愛好,讓鍾理和內心感覺到,追求文學似乎是唯一可以另創新路,讓自己的生命有意義的方式,加上在美濃笠山時的鍾理和,生活環境和條件,文學進修完全不受限制。今存最早的原稿〈理髮匠的戀愛〉完成於一九三七年,二十三歲時。 

        有一次,我把一篇作品──還是散文──拿給當時在高雄中學讀書的我那位兄弟看。他默默地看過後,忽然對我說;也許我可以寫小說。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出於無心,或別有所感。此後他便由外處──在高等學校時由臺北,入大學時則由日本──源源寄來日譯本世界文學和有關文藝理論的著述給我。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,但是他的這種做法,卻使我繼續不斷地和文藝發生關係。我今日之從事文藝工作,他的鼓勵是有很大的關係。(《全集6•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》,頁114∼115)

        一九三二年鍾理和十八歲,結束私塾功課,協助父親經營笠山農場。當時農場經常僱請大量的工人,工人全是來自附近村莊的農夫,男女都有。由於長期接觸,鍾理和認識並愛上鄰村來做工的女子鍾台妹,不過,因為兩人同姓,使他們的愛情遭到阻難。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戀愛在當時干犯禮俗大忌,遭到父母強力的反對。客家社會重視傳統,尤其在封閉的美濃地區,封建的宗族觀念特別強,約束也特別大,在此地,同姓的人彼此之間互相視同兄弟叔伯姑姊,親密如家人。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戀情絕不可能見容於當時客家社會,何況他那既有地位又愛面子的父母。因此,鍾理和決定要與台妹遠走高飛,與家庭決裂。

二、力爭自主婚姻的出奔

        一九三八年六月,鍾理和二十四歲,獨自離家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,當時滿州國在日本扶植下成立,是一個百事待舉的地方。鍾理和觀察該地可以發展投資的情形,以便尋找自己立足的空間,於是他進入「滿州自動車學校」學習謀生的技藝。他知道要突破封建約束爭取婚姻自主,只有遠奔他鄉,到父親勢力無法企及的異國,別無他途,而暫時的分離也正可以讓雙方冷靜思考將來的走向。一九四○年鍾理和二十六歲,取得汽車駕駛執照,任職於「奉天交通株式會社」。七月第三度返台,毅然決定放棄安逸的富家子地位,不顧一切的與家鄉、親友割斷所有關係,八月三日偕鍾台妹由高雄搭船到日本門司,再由下關搭船抵釜山到達奉天(瀋陽)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離開台灣,經過日本投奔到那流浪者、冒險者尋找機會的滿州國,結果在那裡卻同樣感受著日本殖民者的陰影、異族欺凌壓榨的憤怒,於是再排除萬難偷渡到語言不同的陌生的北平。自使他便未考慮留在生存條件更好的日本本土,即是受到當時台灣人意識和祖國文化認同的牽引。

        瀋陽,當時滿州國的奉天,卻不是鍾理和心目中憧憬的祖國。他越觀察清楚越感覺到這塊冰天雪地的大陸,處境與台灣所受的異國殖民壓迫並無不同,他所接觸的祖國同胞與他所期待的也完全相反,讓滿腔熱情的鍾理和感到幻滅的痛苦。這時期留有作品〈都市的黃昏〉,後改寫為〈柳陰〉,此外尚有一篇未完成的作品〈友情〉。他們在一九四○年八月十日左右抵達奉天,先暫住同鄉林國良家,不久即賃屋而居。未完成的〈泰東旅館〉,就是這段生活經驗寫成的作品;旅居北京期間寫的日記體小說〈門〉,也記錄了奉天生活的點點滴滴;〈門〉,原題為〈絕望〉,一度又有人建議用〈落葉〉,從命名的經過,暴露出作者這段生活經驗的不順利;另外〈地球之黴〉也是奉天經驗。(彭瑞金:《鍾理和傳》,台灣省文獻委員會,1994年6月,頁23)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一生中,滿州奉天生活的那段經驗,是最複雜、最艱難,也是變化最巨大的,他在這期間所寫的或後來以奉天生活為背景的作品,成為他作品中感情最敏銳、情思最豐富、文藻最濃豔、最多愁善感的部分。

       〈泰東旅館〉是離開奉天不久後,鍾理和跳出個人的境遇,用小說寫下他在滿州的見聞,是民情、風土、人性觀察的綜合,這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。豐腴的形容詞和充滿感情的文句,說明了這是鍾理和小說中比較「年輕」的作品。〈門〉是他經歷劫難後,旅居北平時,回憶奉天生活而寫的。鬆軟的日記體結構,掩蓋不住綿密的怨艾與憤慨,將心中的苦悶和失望盡情地藉由作品宣洩出來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29∼30)

       〈泰東旅館〉雖只完成六萬字左右,不過從架構上看,是長篇小說的規模,而且也可看出他努力的經營屬於自己的文字風格。此篇表達了旁觀者對眾生百態的冷靜眼光及文學創作者的文學熱情,他在描繪這些眾生時,更投注、關心的是人的心靈圖像,因此,在文字上,他運用的是濃重、多感情的筆調,並且嘗試走進他們的生活內層裡。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一年夏天,鍾理和終於帶著妻兒離開奉天,到達中國的心臟地區北京。他在這裡感受中國感情,體認中國事物,研究追尋中國文化的精髓。旅居北京首尾六年的時間裡,他曾到山西、河南、山東等各地,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。同時拚命閱讀、寫作,還參與台灣旅平同鄉會各種活動。開始以「江流」筆名投稿、出書,翻譯介紹日本文學作品。一九四五年,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《夾竹桃》,內含「夾竹桃」「新生」「游絲」「薄芒」等中短篇小說,這本薄薄僅有一百六十三頁的小說集,也成為鍾理和生前唯一親手出版的作品集。此外,有留下日記詳述戰後初期的見聞與感受。

《夾竹桃》四篇作品中,有三篇是以北京生活為背景,僅有〈薄芒〉寫故鄉美濃。他謙稱《夾竹桃》:「是我的習作,還談不到什麼價值。」(《全集6•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致廖清秀函》,頁94),不過,這四篇作品,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個創作類型:一是延續〈泰東旅館〉系列的〈夾竹桃〉,以及後來寫的〈地球之黴〉,以知識份子的眼光透視生活的價值和意義,追求人的尊嚴,探討人性與人的道德行為。其次是〈游絲〉、〈新生〉,作者完全不介入,而以純客觀來發言,這類作品雖未必沒有所指,但至少是在人間成獨立片段存在著。《夾竹桃》之後,寫的〈生與死〉、〈秋〉亦屬於此類。第三類作品,則是遙遙指向故鄉台灣,〈薄芒〉即為此類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43)

〈夾竹桃〉的內容,與〈泰東旅館〉有相似之處,只是背景換到北京,但由於〈泰東旅館〉是未完成品,真正的寫作主旨是什麼,後人無法準確臆測出來。〈夾竹桃〉的主題無論是批判或指陳,都是露骨而具體的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43)這是他作品中,唯一完整表達了中國民族印象觀感的一篇作品,比起〈泰東旅館〉,本篇已經沒有那麼濃烈的感性筆觸,觀察也變得深刻銳利,在字裡行間,只有貶損而無一句褒揚,文字中看不到一線希望,於是就有評論者喜歡從這裡去猜測,甚至附會鍾理和的民族觀點或政治立場,但作者祇是表達了一個悲天憫人的知識份子,其內心裡深沈的無奈感(《鍾理和傳》頁47),並無其他政治立場。〈夾竹桃〉是鍾理和在北京期間,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,它強烈地展現了一個作家的人格與風格。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,日本宣布戰敗投降,旅居北京的台灣人間,立刻引起了騷動,他們迅速的在九月九日於「西單大光明戲院」舉行「台灣省旅平同鄉會」結成典禮。戰爭結束,旅平台灣人不但內部產生了錯綜複雜的變化,台灣人在北京也陷入不安的處境中,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捲入時代翻滾的洪流裡,「同鄉會」的成立,就爆發了不少問題,老一輩和青年間的見解不同。二○年代新舊文學論戰時,在北大唸書,主張推倒文學舊殿堂的張我軍,在〈台灣人的國家觀念〉一文中,論斷台灣二、三十歲以下的青年,沒有國家觀念。這一年,鍾理和三十一歲,曾撰〈為台灣青年申冤〉一文,反駁張我軍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54∼56)十月五日,鍾理和寫完一萬八千字的〈門〉,在這一年結束前,他還寫了一萬三千字的〈第四日〉與八千字的〈秋〉,第二年一月,完成〈白薯的悲哀〉,戰後半年多的旅平歲月,可說是以勤奮創作來渡過的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58)

        從一九四五年底開始,鍾理和一家三口加入華北難民尋求返台,〈白薯的悲哀〉與另一篇〈祖國歸來〉,清楚地交代了當時的心境和處境。〈祖國歸來〉是鍾理和留下的所有作品中,情感最激動、措辭最嚴厲的文章。或許可與目前無法查考的〈為台灣青年申冤〉及〈為海外同胞申冤〉兩篇,自成一個作品系列,代表他在勝利時期的文風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60)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在北平的感受並不愉快,他是以廣東梅縣人的身份融入北京社會,他一向不講日語、不寫日文、不領日本僑民的配給,他又攜家帶眷,講客家話,得到當地民眾的信任與接納。但作為一個心向祖國而回歸的台灣青年,他強烈感受到祖國的政府和人民並未以正確的態度和善意對待台灣。日本戰敗,台灣人甚至被視為亡國奴,飽受羞辱傷害,這種經驗讓鍾理和失望憤怒,原本抱著誓死不回的決心,卻在戰後急急尋求歸鄉之路。一九四六年三月鍾理和全家搭上難民船,自天津、上海回到基隆。

三、戰後故鄉的殘破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六年四月鍾理和回到高雄,見到闊別多年的家鄉。父親在三年前便已去世,事業失敗,兄弟離散,僅大哥留守家園,家庭無復昔日繁榮。

        四月底出任屏東縣內埔初中教師,擔任代用國文教員,這段短短的期間內,完成了〈校長〉這篇作品,此篇作品是他看到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心靈風景,這是他剛返台時,僅有的美好印象。未完成的〈海岸線道上〉,描寫他從基隆搭車南下的鐵路見聞,則是他與故鄉重逢,不美好的第一印象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75)

「故鄉」四連作——〈竹頭庄〉〈山火〉〈阿煌叔〉〈親家與山歌〉,是鍾理和戰後重見故鄉時的深刻印象與感受,這四篇作品紀錄了巨變後的農村面貌,還有他觀察到的那令人心驚神傷、屬於人性的毀壞。其中三篇先後在鍾理和手術病癒回家的一九五○年完成,〈阿煌叔〉則遲至一九五二年才完稿。〈竹頭庄〉〈山火〉明顯是以一九四六年為時代背景,而〈阿煌叔〉〈親家與山歌〉,依內容研判,應是一九五○年以後。這四部作品,在內容上要比他在奉天、北京時的作品,結構上簡化許多,接近台灣鄉村的明快、儉樸的色調,但那種具有批判性、透視性的寫實主張,仍然保存著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77)一九五八年前後,他曾經積極尋求刊登的機會,除了三易其稿外,還特地在末尾加上一段附記,強調文中所記的是一九四六年返台初期所見的台灣,今日再回首已恍若隔世,農村安定富足、民樂其生。這段附記,剛好可做為反共抗俄文藝時代,台灣作家處境的旁白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84)

四、疾病纏身

        返台後半年鍾理和找到工作,任教屏東縣內埔中學,當國文老師,居住學校宿舍,開始寫作、教書的生涯。七月次子立民出生。有自己喜愛的事業,兄弟分家又獲得父親留給他的一份遺產,即笠山農場最前端的部分,包含整個笠山及屋舍伙房。正當生活安定順遂時節,偏偏肺疾發作,當時結核病幾乎就是絕症,一切希望破滅。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七年元月底鍾理和吐血,二月北上進台大醫院,三月辭職,全家遷回美濃,十月住進台北松山肺結核療養院接受長期治療。然而,長年的疾病破壞了鍾理和的健康,也蕩盡了繼承自父親的財產。

        一端是病,死纏不放,一端是美麗的活動著的人生,不斷招手,人,便挾在當中,進不來,出不去;如何是好呢? 病一年一年拖下去,隨著家庭的經濟一年一年的窮下來,結果便誘起了經濟學上的所謂惡性循環;病了,窮了,窮了,病了,輾轉浮沈,不能自拔,而至於毀滅,而至於家破人亡。(《全集5•鍾理和日記一九五○年四月二十八日》,頁117)

        一九五○年五月起鍾理和接受了兩次胸廓整型手術,切掉六根肋骨,撿回半條生命。但厄運從此開始,人生整個改變。一九五四年正月,次子立民因病去世。

        四十三年正月,九歲──又是九歲!──的次子,繫父母的記托和慰藉於一身的次子,竟在一場急性支氣管肺炎裡,像水泡似的逝去了。它給我們夫妻直如當頭一棒。

        我們感到天地變色,感到對人生無望,而失去活下去的興趣和勇氣。我時時想到自殺。如果沒有理想和願望在支撐,我相信我已經不在這人世了。(《全集6•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》,頁117)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,鍾理和正在台大醫院住院,靠近總督府,親自觀察到事件部分過程,以鉛筆記下二二八日記數則,沒有紙張,還使用內服藥的紙袋作記錄。一九四九年鍾理和在基隆中學當校長的弟弟鍾浩東遭受逮捕,接著表兄邱連球。次年,兄弟先後遇害,少年時最要好的三個伙伴只剩下鍾理和因病獲免。

        在他療病生涯中,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,兩年的日子幾乎空白,僅有的作品,是一千兩百字的閱讀心得札記〈鯽魚、壁虎〉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98)〈閣樓之冬〉〈楊紀寬病友〉,是鍾理和以住院其間病友的故事,寫成的二篇小說,也是在他有生之年,以相同背景的病友故事寫成的兩篇作品。這兩篇都發表於一九六○年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102)一九五○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十日的日記,以及用日記體寫的未完成作品〈手術台之前〉,是鍾理和記錄自己最後一段住院生活的詳盡日記。〈十八號病室〉也是未完成的殘篇。

        一九五○年整理出〈草坡上〉,一九五二年寫〈阿遠〉〈老樵夫〉,這三篇作品,是鍾理和作品中,少數沒有明顯時代寫實背景的印象式作品。一九五三年寫〈豬的故室〉。從一九五○年到一九五三年,至少有三年多的時間,鍾理和沒有一篇作品獲得編者的青睞選刊,在這種打擊和挫折下,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,文學對他而言是不能割捨的部分:

        我把一生中最有用的依段時間獻給文藝,連健康也為它而毀壞了,試問我如何能甘心於此?說真心話,如果我即此而死,那麼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。雖然如此,如果二者中不可得兼的話,我的良心和責任便要我捨棄我的理想。不瞑目,也祇好算了。(《全集6•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》,頁119)

        這樣的告白,清楚地描繪了文學在他心中的地位,那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標。

        病後返鄉的鍾理和,手術切除了右邊六根肋骨,雖然保住生命,但剩下半邊的肺,連走路都氣喘吁吁,從此無法正常工作勞動。他在笠山下的故居過著半養病半寫作的生活,此時的鍾理和已不是早年意氣風發的模樣了。

        我捧著鏡子看,不覺怔住了;那堶惜H的變化,使我大吃一驚。這難道便是我自己嗎?在我的記憶裡,這是一個和我非常陌生的臉孔。它不老而瘦,並且是這樣憔悴不堪!皮膚是皺癟而枯燥,眼睛陷下去,眼圈一痕青紫,眸子是暗的,過去有些渾圓的臉頰,卻因數年來消化器官變弱,一日三餐的咀嚼運動,顎骨張出,幾乎變成了四開面孔。尤其這是從哪婸※_呢?不但兩邊鬢髮而且連鬍子也有些白毛了。難道這三年來某些地方的生理障礙,竟會破壞了整個身體機構而使之變形嗎?難於相信的!

        三十六歲,誰還是年富力強的年輕人,而我,卻白了鬍子;這已不是生理機能的衰老,竟是精神有著缺陷了。(《全集5•鍾理和日記一九五○年四月二十八日》,頁119)

        家裡的經濟全落到妻子身上,因此妻子也就成為他筆下描寫最多的女主角——「平妹」,他們兩人的角色互換,平妹學得了莊稼人的全副本領,不管是犁、耙、蒔、割,樣樣都行,此外田事忙完,還去附近大戶人家或林務局造林地做工,而他,卻學會了一個家庭主婦的各種職務,做飯、洗碗筷、灑嫂、餵豬、縫紉與照料孩子,鍾理和放下身段,硬是把教科書上所寫的「爸爸耕田,媽媽煮飯」給糾正過來,寫了〈我做主婦〉這篇未完成稿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九五二年,鍾理和體力稍復,考取美濃鎮公所里幹事,開始每天來回騎十四公里山路的單車,到鎮內上班,碰到里民大會等還要晚上工作,結果三月上任六月便因過勞而辭職。對文學的熱情使他不能不再度執筆,繼續沒有指望的文學創作。

        一九五四年二月四日,次子立民因「急性支氣管肺炎」病逝,孩子的死對他們夫妻就如當頭棒喝,把他努力建立的婚姻、家庭、未來、堅持與希望,都給打破,化為烏有,鍾理和將自己內心的懺悔與痛苦,都寫進了〈野茫茫〉裡。這篇以立民的死為主題的作品,刊載在《野風》雜誌,是他病癒返家後,第一篇被文壇接受的作品。但《野風》給的稿費只有二十元,且還得到高雄領,這筆錢僅僅夠美濃到高雄的來回車資。鍾理和在給鍾肇政的信上說:

        我寫稿嚴謹你是知道的,我絕不輕易發表作品,但一旦發表出去,我便想獲得相當的代價,當然能賣越多錢越歡喜。如果一邊想把我捧得高高,一邊又要我餓肚子,那我是不幹的。(《全集6•一九六○年七月二十一日致鍾肇政函》,頁91)

        報社、雜誌社如此剝削文人的心血錢,大大地傷了他的文學抱負。立民夭亡後的百日,他去探看墳墓是否安全無恙,回來後寫成〈小岡〉

五、土地之愛的戀歌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繼承了父親的一部分產業,但住院期間差不多已變賣一空,病後由妻子耕種僅存的幾分山田獨撐家計。此後,窮苦潦倒的生活及鄉野農村的農耕的體驗倒成了他文學的養分。不過,長病使他與台灣文壇脫節,原來在北平的筆名「江流」,亦已另有他人使用,於是次第更改使用過「鍾鑑」、「鍾錚」、「里禾」等筆名。政治風暴及文藝政策壓制了本土文學的生存空間,整個文學方向流行著對大陸的懷逝感情,充滿著八年抗日及反共抗俄的仇恨意識,而所有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,從編輯到作者全都是大陸來台作家,這裡面根本沒有鍾理和作品容身之處,投稿退稿改寫再投,便是鍾理和的文學生活。

        在這種情況下,一九五五年十二月,完成了他一生中僅有的一部長篇小說《笠山農場》。這部作品與〈同姓之婚〉〈貧賤夫妻〉〈奔逃〉〈錢的故事〉、〈豬的故事〉等短篇一樣,以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為背景。原名《深林》的《笠山農場》花了他倆年的時間,這是一部以鍾蕃薯的「笠山農場」為經,以兩人的同姓戀愛為緯,交織而成的長篇故事。作者以十分平和與自然的筆調,敘述了同姓之戀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139)

        原來的《笠山農場》結局並非目前所看到的樣子,鍾理和原先的構圖為:「讓淑華產後——嬰兒則讓阿喜嫂處理掉。」、「阿喜嫂因此患了一場大病。而淑華出家削髮為尼。致平則在最末一章投海自殺。」(《全集6•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致鍾肇政函》,頁48)原來的結局,場面更嚇人,就文學表達的效果來說,自然更富有戲劇性,也更符合作者所要控訴的目標,但鍾理和決定犧牲文學藝術而修改結局,是為了作者對社會所負的責任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140)他不能讓因同姓問題而煩惱的年輕讀者,感覺到絕望,澆熄年輕人的愛情。

         《笠山農場》完稿後,想發表卻四處碰壁,《自由談》、《晨光》都表示限於篇幅無法安排,《自由談》建議寄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試試。在寄出原稿後,他即著手寫另一長篇《大武山之歌》。然而在此時,四度修改的〈妻〉,即後來改為〈同姓之婚〉,卻是一再地被退稿,「〈妻〉又打回來。這已不知是第幾次了!寫原稿幾乎寫了廿年,至今寫出的原稿還是無處投寄!」(《全集5•鍾理和日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》,頁195)由於無法從寫作中賺取稿費,使得其經濟生活一直處於困頓狀態,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這難捱的三年,在鍾理和的一生中,卻是極為重要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九五六年十一月,《笠山農場》參加徵文比賽,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,第一獎從缺。但就在鍾理和得獎後不久,中華文藝獎金會便宣布停辦,《笠山農場》的原稿被扣留在文獎會,鍾理和花了兩年才追討回來。獲獎是他文學生涯的突破,更因此使他得以聯絡上廖清秀、鍾肇政、陳火泉等散處各地的台灣作家,在困窘的寫作環境下,彼此相濡以沫,還發行《文友通訊》,閱讀探討彼此作品。又有林海音編輯聯合報副刊,啟用本土作家作品,鍾理和的小說散文次第有發表的機會。以後幾年生活雖然困頓,又病又窮,但卻是鍾理和在文學創作生涯中精神最感到快慰的時光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九五七年鍾理和再度出外任職,在鎮內「黃騰光代書處」當助理。〈薪水三百元〉就是嘲諷自己在代書處微薄的薪水。雖然生活還是貧困,但《文友通訊》激發鍾理和的精神,鼓動他再度執筆寫作,在鍾理和整個創作生涯中,《文友通訊》開始到他過世的三年間,是他若干重要作品出現的年代,這也可以看出這份通訊對他的影響。〈奔逃〉〈菸樓〉(入選香港《亞洲畫報》徵文佳作)、〈原鄉人〉〈錢的故事〉〈蒼蠅〉〈做田〉〈草坡上〉〈阿遠〉〈貧賤夫妻〉〈假黎婆〉〈閣樓之冬〉〈楊紀寬病友〉等二十多篇作品,都是集中於一九五八到一九六○的兩年間發表的。且在知心的文友鼓勵下,他擬妥了「台灣人三部曲」的長篇小說寫作計畫,題為《大武山之歌》,這個寫作計畫,首開台灣大河小說寫作的先河。一九五八年元月五日出刊的第十一次《文友通訊》中,他宣布了這個年度計畫,立刻獲得鍾肇政的熱烈支持(《鍾理和傳》頁154),鍾理和在回函中說:「誠如兄言這是台灣人的史詩,每一個有志文學的人都應該有一部」(《全集6•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致鍾肇政函》,頁23),他對寫這部長篇小說,是抱著滿懷的期望的,但只完成了三節,約六千多字,便因健康問題而停筆。

        鍾理和一生最後兩年多的文學生涯,除積極索回《笠山農場》外,一九五九年,〈錢的故事〉〈蒼蠅〉〈草坡上〉〈柳陰〉〈阿遠〉等舊作,得到發表的機會,這是一生中發表作品最豐富的一年。此外,其創作的成績也很可觀,為了參加《亞洲畫報》的徵文比賽,寫成〈奔逃〉〈菸樓〉〈原鄉人〉〈菸樓〉得到一九五八年《亞洲畫報》的徵文佳作,一九五九年〈原鄉人〉未入選。  一九六○年新年開始,陸續完成〈復活〉、〈我與假黎婆〉、〈閣樓之冬〉〈楊紀寬病友〉,改作〈浮沈〉、〈秋〉,四月初,寫成〈還鄉記〉〈往事〉,另有二千字短文〈旱〉,其間,〈賞月〉〈第四日〉等舊作也被整理出來。

        受到鍾肇政的鼓勵,他埋首創作〈雨〉。此時他的健康已經亮起紅燈,失眠一直困擾著他,令他非常難過,雖然如此,他還是依計畫在六月上旬完篇。鍾理和寫稿一向很慎重,〈雨〉能在病中按進度趕出來,確實顯示出他在創作技巧和能量上,有可觀的突破。(《鍾理和傳》頁177)

        此時,孩子受教育,生活負擔加重,稿費少又難得發表一篇作品,只有抱病工作,雖然那時已有特效藥,卻未能長期服用,在自家醫療,又斷斷續續。第三年,終因體力不支,舊病有復發跡象而辭職。

        一九六○年八月四日,正在重修剛完稿的中篇〈雨〉,突然病發,吐血而死,得年四十六歲。然而,〈雨〉篇的誕生,豎立了鍾理和作品的新里程碑,從這裡擺脫了他的生活小說的侷限,走到全面性的農民社會裡;同時也豎立了寫作的自信,可以一揮而就,寫自己想寫的題材,可惜,已成為鍾理和一生的絕唱。  鍾理和病後十年的歲月,生活完全融入農村。他的人格智慧使過去排斥他的人漸次接納他,尊敬他。附近農友在農閒時節或夏日夜晚,都喜歡找他聊天喝茶,談論生活、研究農事,聽取他的意見。有一陣子為了紀錄山歌的歌詞歌譜,引起他們的歌興,鄰居們自備胡琴,每乾晚上又拉又唱,儼然像一個小型採茶班。鍾理和曾向他們學習製作胡琴,也學習編制竹器家具。他們樂天知命,刻苦堅毅,勇敢但快樂的面對生活,實實在在打拼,絕不卸責依賴或偷機取巧。他們讓鍾理和感受到人們為生活奮鬥時的莊嚴。鍾理和作品中,〈阿遠〉裡用笠帽裝牛糞收集肥料的農友及女主角阿遠,〈老樵夫〉裡的邱阿金,〈菸樓〉裡的蕭連發,乃至於他的妻子平妹,都是「生活」的勇者,他們盡責、認份的為生活打拼。

        台灣戒嚴的社會不容議論時政,眾人之事也不容庶民關切,更不容批判建言。鍾理和的兄弟好友相繼因政治案件被殺害,讓他謹言慎行。少年時代的理想抱負離他越來越遠,但他也體認到追求理想社會,靠文學強烈責求批判實際上沒有太大作用。社會的改革要靠基層民眾生活態度的正確與否。他發現周圍的那些農民,有許多都是道德的實踐者,他們善良的本質讓他們認真生活,不敢奢求明天能有好享受,但總相信土地不會騙人,他們流汗耕耘後,一定能期待將來。這些人這些事才是他文學所要表現的,屬於人性的尊嚴與可敬。文學原來就是家鄉的生活。

資料來源:http://cls.hs.yzu.edu.tw/hakka/author/zhong_li_he/default_heauthor.htm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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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分類 : 地方人文文化類
play_puma於 2008/11/27 12:32:42發表 || 我要評分(0) || 回應(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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