總統府這座日本殖民時期(1895－1945)所建造的地標性建築物，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，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根，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權力的「圖騰」，全國軍民領導中心的「象徵」，從往昔的文字記錄；『殖民統治權威的象徵』、『國家形象』、『軍國主義的陽剛』、『日本國旗圖騰』、『華麗、精緻、簡潔、典雅、莊嚴』等……形容詞的描述，甚至『形式源流應歸於德國風格』、『文藝復興巴洛克式』的不同解讀，更讓人對它的「身世」感到好奇，因此藉著對形式語言的分析去建構它的「譜系」，讓它驗明「正身」。 對照總統府建築物本身的構成元素，來看它的樣式為何?在整體配置上座西向東，面對廣場公園，並連接二條放射性的軸向大道；信義路及仁愛路，展現莊嚴宏偉的磅薄氣勢，為整個都市空間發展的軸心位置，也暗喻未來都市發展由西向東的潛在趨勢。在平面構成上為矩形，辦公空間圍繞四週，中央放置集會空間，將矩形分割成二部份，成為封閉式的中庭空間，在形態上類似「日」字倒下後的橫向置放。辦公室兩側皆有走廊，惟北棟外側除外（東、西、南三面皆有日曬遮陽之考量，北面則無此需要），四周角隅上為垂直交通動線空間，基本上是中軸、對稱、平衡的平面空間安排。在立面空間處理上，遵循古典建築法則，以中央為主體，二側設角樓（Pavilion）,五段落的立面處理，形成中軸，對稱的立面，為典型的1:2:3:2:1的節奏關係，在角樓與主體間的大片立面；一樓部份以粗面砌築（Rustication），做為整個建築物的基座，上開拱形窗洞，並有拱頂石，中間者較高大，可做為出入的門洞，上有拱圈（共七個）與柱式結合做為整體立面構成的基本元素，但是在柱式上，並未採用古典柱式，而是以方形雙柱並列直上三樓，在此位置上有戲劇性的轉折變化出現，材料上由磚轉換為石材，色彩上由紅轉為灰，並以篩帶將雙柱連接，再以水平線腳做為二種材料劃分的界線，這時在視覺上產生一種錯覺，好似將磚柱的上昇做了暫時性的休止（其實它真正的用意，是為了保持比例上的均衡，若直上四層，則會造成柱子各自獨立往上飛昇，水平簷線無法壓住，將破壞立面的整體感），於其上再長出第四層的圓形雙柱，柱身以水平帶狀劃分，柱與柱間出現半圓拱圈（這種柱與拱圈的結合，為標準的古典手法），拱圈與下方的二、三層其實是一個整體，只是在設計者的欺眼畫手法迷惑下，誤以為它是獨立的，然後以水平簷線將柱子做完美的結束，屋簷上有欄杆做為女兒牆，牆後意外的出現了向後退縮的第五層，在戲劇化立面構成的完美演出中，似乎出現了一些不協調的雜音。 在中央主體的處理上，亦為雙柱並列的形式，以向前突出的雙塔，再次突顯主體的中心性，在中央山牆立面的處理上，中為半圓拱圈，兩側為牛眼窗，自牆面上（亦為雙柱構成，頂部飾以牛腿）昇起的二座短柱突破山牆的天空線，垂直向上的意圖至為明顯。中央主塔的方形平面上外貼雙柱的手法又再次出現，方柱在頂層轉換為二雙成對的圓柱，在形態上，為從線性發展至量體的誇張手法，其轉換點為一對突出的牛腿，讓圓柱更向三度空間擴張，最為特殊的是圍繞中央主塔的成對圍柱頂上的小尖頂，它超過屋頂的水平簷線，像八枝火矩般伸向天際，照亮台北的天空。角樓的處理，在立面上採用向前突出山形牆，然後拉高主體，做為突出部份的收頭，在牆面上仍使用雙柱並列的語法，較顯眼的是柱頂上突出的牛腿，承接頂層的山形牆，而中央的拱圈，又超越柱頂的牛腿，好似每一項元素皆不安於位，產生動態的互相推擠，古典建築的和諧、穩定、均衡在這裏似乎被巴洛克的動感所取代。角樓八口處的半橢圓形門廓，採用成對的多立克柱式，對照其上，成對愛奧尼亞柱式的山形牆，中間斷開，中央拱頂石突破上層水平簷線，在形式上及手法方皆類似巴洛克。在中央部份的東向及西向八口門廓，採用具有纖細、優雅的愛奧尼亞柱式，對照角樓門廊，粗獷、堅固的多立克柱式，在整體立面構成的尺度上、形式上則顯得不太協調。 從歷史背景及建築物的立面進行分析，可以辨別出設計者匯集了眾多建築元素；矯飾主義的誇張、巴洛克的動感、欺眼畫的手法、哥德復興的垂直崇高精神、古典主義的和諧，但設計者仍以統一的元素──無法歸類於古典柱式的雙柱並列形態──統合整體立面的構成，也可以看出設計者意圖以不同的語彙，表達個人的詮釋──以有限形體的構成，嘗試超越形體的束縛，傳達垂直崇高精神的無限，是典型的折衷主義（Eclecticism）樣式。
|
高苑資傳官網
